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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為外文學者，王文興自認身上來自西方的文學傳統更多；但作為中文創作者，他筆下特異、自創的文體，卻展現他對中文極致的推敲鑽研。

其實他對中文有矛盾的心情。他喜愛中國古典文言，對白話文「極不能接受」，開始寫作時，「唯一可學的對象，是豐子愷、周作人、黎烈文，他們用的都是一種沿革西方語法的中文，也是我認為較詩化的語言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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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顧寫《家變》7年、《背海的人》24年，與剛完成的《剪翼史》，他說故事進度多照擬好的大綱走，「每天的困難在於，用什麼文字表達。」《剪翼史》延續過去他所創的書寫符號系統，在敘事中夾有大量空格、逗號、破折號、字體加大加粗、字旁畫線、自創字與注音等等，形成一般人初見難以理解的文體。

他解釋這些皆為行文所需的情感而發，有其輕重緩急等情緒作用，不過他無意引領風潮，「這只是自我個人的表達，就像畢卡索當年畫抽象畫肯定也是這種心情，幾十年後又有更前衛的抽象畫家，也非他所能預料。」被問及創作的滿足感，王文興回答：「人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崇拜別人。」對他而言，寫作過程得到的快感，絕對比不上閱讀。

他細數最愛的西方作家「第一海明威」，續有康拉德、哈代、馬克吐溫、珍?奧斯汀等；中國首推杜甫，以及清代作者如蒲松齡、宋永岳，「杜甫的詩就算不懂，光讀那個音律節奏，就是很大的快樂。」

或許世界上一百分的作品早已失傳，我們如今所讀到，僅是世間所有傑作的十分之一、乃至百分之一，「只要有這層認識，就足以讓從事文學的人沒有任何幻想，看淡功名。」

(中國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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